2012年5月23日 星期三

日本氣候學先驅 福井英一郎

福井英一郎是我們師大地理系氣候室陳國彥老師的恩師,因此特別寫了以下的人物傳記錄一下。

福井英一郎於明治38年(1905年)出生於日本九州的福岡市,至其於舊制的福岡高等學校畢業為止,皆生活於福岡。在他進入東京大學理學部就讀,並於昭和3年(1928年)畢業於該校地理學科後,幾乎都居住於東京。而此後的十年間,福井無論在研究或從事教育上,皆累積了各式豐富的經驗,且在二戰時局急速變化之下,於昭和17年(1942年)以氣象技師的身份,任職於中央氣象台,直至昭和23年(1946年)為止。

在這段期間,福井英一郎曾被派往中國擔任國立華北觀象台的副台長(日籍職員之最高長官),因此與時任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中國氣象發展先驅的蔣丙然熟識。在中日戰爭結束前,福井英一郎均於中國工作,戰後返日則擔任福岡管區氣象台的調查課長,昭和24年(1949年)年轉任東京教育大學(現筑波大學)教授,全力奉獻所學於自身研究與教育之上,直到昭和44年(1969年)屆退。在其於東京教育大學退休後,曾繼續於東京成德短期大學任教。福井英一郎先生於平成12年(2000年)11月3日因肺炎去世,享年95歲。

福井英一郎教授為日本氣候學研究的開拓者,在他於1938年所著之《氣候學》一書問世前,日本不僅沒有氣候學的教科書,甚至連專門書也少見。福井英一郎參考了歐美的氣候學著作,並以七年的時間完成五百多頁的《氣候學》,成為日本氣候學發達的原動力。福井於1971年獲得日本氣象學會所頒發的藤原獎榮譽,獲選理由為「對日本氣候學研究與促成其體系化,並對氣候教育上具有功績」,可見福井所從事的氣候學研究,在日本氣象界的開拓者地位。

福井教授在東京教育大學任內的廿年間,於其門下培養出許多的得意門生,包含後來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大學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的陳國彥老師。福井在東京教育大學的講座對校外人士開放,日本氣象廳也有數名的參加者,而他所主持的「氣候談話會」,也與氣象界人士保持密切聯繫。福井教授曾指出,這麼做的原因,是希望報答他在氣象廳(當時為中央氣象台)短暫任職期間,受到先後擔任台長的岡田武松與藤原咲平兩位前輩之恩情。

福井英一郎的氣候研究極為廣泛,從小尺度現象到大尺度氣候均有所涉獵,出版的論文數更超過百篇以上,且單行本與講座類的著作佔了多數。在福井英一郎教授過世後,日本政府為了彰顯他長年的功績,以正四位勳三等之旭日中綬章追賜。

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師大地理系氣候室祖師爺劉衍淮博士

劉衍淮是我們師大地理系氣候實驗室的祖師爺,是臺灣戰後氣象學術發展脈絡的重要人物。當年在中國的中央研究院氣象所竺可楨因為「附匪」沒來臺灣,蔣丙然又因為抗戰期間留在日本佔領區「附敵」被打壓,導致戰後中國的氣象體系真正完整搬來臺灣的,就只有空軍的脈絡。而空軍的氣象主幹,便是以劉衍淮為首的體系。

劉衍淮是留德的氣象博士,在其「我服膺氣象學五十五年(1927-1982)」的自傳中,對於自身的求學過程與服務氣象學界有非常詳細的介紹。他在柏林大學的求學期間,1930年的地一學期因德語程度還不夠,仍為旁聽生,到第二學期才變成正式學生。在1930至1934年暑假的四年半中,劉衍淮選修了氣象學及實習氣候學、高空氣象學、氣象預報學、地球物理學、大氣物理學、軍事氣象學、地學、地形學、地圖學、軍事地理學、地理考察、海洋學及海洋實習、理論海洋學、高級物理學等課,他並自述:「第三年開始我就以『中國東南沿海天氣與氣候之研究』作為我的論文題目,搜集與整理資料,所幸柏林大學氣象研究所有甚完全之我國及鄰區氣象資料。可供使用,費時二年終於完成此一論文(德文),先經指導教授所長費凱(H. V. Ficker)及另一氣候學教授柯諾克(K. Knoch)審查通過,再定1934年5月17日舉行口試。由氣象、氣候、地理、海洋,及哲學五位教授每位教授作一小時的口試,及格以後。學校通知余於同年7月27日為獲哲學博士學位之日期,於典禮中頒發證書。」

(上圖為1960年代,空軍的氣象教材,部分為劉衍淮所編或審定,是氣候室珍藏的珍貴氣象文獻)

劉衍淮在空軍的階段,培育出許多的氣象人才,甚至許多飛官與日後的空軍高階領導人員,都曾經上過他的氣象課程,也都要尊稱他為老師。在他親自撰寫的自傳中,是如此描寫他「教授空軍氣象二十三年」的經歷:「民國二十五年秋應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之邀,到該校接洽到該校任教事宜,於十月六日到差,任簡任技正三級教官,向飛行生講解航空氣象學,並兼任該校氣象台台長,氣象台編制有測候員二人,通信員二人,繪圖員一人,機務士一人,以後又增加測候土四人,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航校遷往雲南省會昆明,並改稱空軍軍官學校,在杭州時介曾教授第五期第六期飛行生,到昆明後續授飛行生第七期第八期與第九期飛行航空氣象學。五月到十月為雲南之季風雨季,一週降雨天氣,即停止飛行,改上其他學科,特別是氣象學,每期學生我都為上了一百多小時不在預定教育計劃以內的氣象學,航空天氣之外尚授諸生中國天氣、日本天氣等課,當時空官校通信班、偵察班、轟炸班我都為他們上了航空氣象學,飛行生我一直教到十二期,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航空委員會測候訓練班奉命成立,我以官校氣象台台長兼訓練班班長,收訓停飛學生,第二期開始即向外招生,在昆朋一直訓練到第五期氣象生畢業。三十三年氣訓班奉命與通信訓練班合併成立空軍通信學校,氣訓班奉令由昆明遷移四川成都,併入空通校。以鳳凰山機場舊日轟炸總隊營房為班址,開始第六期及以後諸班氣象軍官班等之訓練,余除任班主任外兼授重要氣象及地理課程,直至三十八年底共匪倡亂,國軍失利,成都吃緊,於氣象班十期畢業後方自成都撤退來台:,測訓班在三十六年改稱空軍氣象訓練班直隸空軍訓練司令部;到三十八年十二月撤消來台至四十年又在通校恢復,繼續訓練各期班學生,嗣後氣訓班仍由余主持,一度由通校改隸空軍官校,四十九年七月一日我奉准退役,脫離軍職,改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教授兼主任。」

在劉衍淮從空軍退役,轉至台師大的地理系任教,關於這一段的經歷,他在自傳中如此記載:「從民國四十九年八月一日起余專任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教職,講授氣象學、氣候學、地圖學、地形學等課程,四十九到五十這一學年曾在基隆海專兼任氣象學及德文教授一年,自五十學年度起余連年皆獲國科會研究補助,故未再在外兼教,五十一年度起師大史地系分為歷史、地理兩系,余只任地理系教授,五十九學年度起師大成立地理研究所碩士班,余被調任教授兼主任,講授高級氣候學並指導學生撰寫氣候與論文,並另開地球科學之研究及專題研究,仍教授大學部氣候學及夜間部氣象學氣候學,直至民國六十二年暑假,余以居滿六十五歲不能再兼任主官,乃辭去主任兼職,專任教授至民國六十七年暑假余屆滿七十歲,照規定退休,改為兼任教授,只任研究所兩課夜間部一課,嗣以年事已高行動不便辭去夜間部所兼氣象學一課,只任研究所上學期高級氣候學、下學期之地球科學之研究。」